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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曦回忆肃反 夏曦——莫斯科归来的肃反专家

作者:周德宏

夏曦

一、投身革命

夏曦,字蔓伯,湖南益阳人,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,和毛毛润芝同学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中参加革命团体新民学会,是该地早期骨干。不久,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,夏曦参加了学联领导下由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国团,开展抵制日货运动。

1919年12月,他和毛润芝等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。1920年8月,又参与成立“湖南俄罗斯研究会”,是该会活动的主持人之一,领导进步青年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,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。

同年10月,毛润芝等在长沙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,夏曦是第一批参加者。1921年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是年秋,受湘区党委指派,去莫斯科参加“远东各国共产党、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”。会议期间,和代表们一起受到列宁的接见,1922年2月回国。回国后,在由毛润芝担任指导主任的湖南自修大学,与姜梦周、罗学瓒、李维汉等一起任教员,为党培训了青年干部200人以上。

1922年至1923年,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部主任,主编并继续出版《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》,提出了学生运动的方针和任务,强调学生应代表人民痛苦,要走向社会,与工会、农会相结合,反抗帝国主义,推动湖南学生运动的发展。在此期间,出席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大会,会上提出《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》。

1924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利用”,“感觉必须解散党及团的组织。”

在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后,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夏曦强令取消。在解散党、团组织的同时,宣布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,连一些群众性的组织也被取消。结果湘鄂苏区的党和红军,只剩下3个机构、4个党员。3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、负责肃反工作的分局秘书处和红三军军部政务科;4个党员是夏曦、贺龙、关向应、卢冬生。

夏曦自从抓改组派、AB团、第三党以来,不到一个月时间,在党政军各系统内,就抓出了1500多名,其中改组派占90%以上。由于抓的人太多了,看押人员不够,只得将手枪大队调来看押。

夏曦如此一搞,直把苏区的里里外外,弄得风气鹤唳、草木皆兵,人人自危,个个胆颤。比如,几个相好的人在酒馆里喝了回酒,这几个便成了改组派,原由是几个人在一起就是要秘密反革命事儿。两个人如果私下里说了几句话,也立即被说成是改组派。更有许多人是被胡乱咬出,后苦打成招,而后去乱咬别人。如此恶性循环,改组派便越抓越多。

一天,夏曦在瞿家湾召开了公审大会。公审被抓起来的改组派、AB团、第三党的分子。这时候,有一队战士将万涛、潘家辰、柳直荀、彭国材、孙德清、刘革非、戴补天、刘鸣先等湘鄂苏区内党、政、军中重要干部,都押了过去。每个人都被倒剪双臂,嘴里堵着棉花。这些人,虽然刑具在身,口不能言,但是,每个人都立眉倒竖,怒眼圆睁。

对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前来参加大会之人,都很熟悉。而今,他们忽然间竟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骨干人物,大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。有些人心里难过,便把头低下,不忍去看。

这时候,夏曦满脸的凶杀之气,恶狠狠地说:“现在宣布,对万涛、潘家辰、柳直荀、刘革非、彭国材、胡慎己、戴君实、戴补天、侯蔚文、张宗理、张昆弟、栩栩、孙德清、刘鸣先、李剑如、彭之玉、段玉林、赵奇、张应南20名派改组派的首恶分子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。”

执行死刑的战士将万涛等人押到谷场西北角。随即,30多名战士手提着木棍。江奇一声令下,这些战士们便举棍向万涛等人打去。可怜,这许多英雄,蒋介石出重金皆不能买得其首,而今霎时间便亡于乱棍之下,真是令人痛心疾首。谢老谢觉哉对此曾写诗骂夏曦道:

“好人”不比“坏人”贤,
一指障目不见天,
抹尽良心横着胆,
英贤多少丧黄泉。

当时,谢觉哉正在湘鄂西临时省委任秘书长,主办《工农日报》,本在夏曦欲杀害的黑名单之内,由于在监利被敌潘善斋旅所俘,夏曦杀害群英时,谢老正在敌营中关押,才幸免一死。江奇指挥人将万涛等人打死之后,立即宣布散会。接着,他又指挥人将那些没有杀死的改组派,全部转移,以免被敌人抢走。

在转移这许多改组派时,保卫局令人用铁丝从这些人的肩胛骨穿过,而后系在一条长绳上,走时,前后左右都有战士押着。那些“改组派”,一边走一边滴着鲜血,个个痛苦不堪,有伤痛过重走不动者,江奇便命就地处死。这些“改组派”走出不到十数里远时,保卫局领导当即下令,将那些走不快的“改组派分子”。全部推人路边湖中淹死,之后,又令人押着那些没死的,急急逃去。

大规模地“肃反”,乱抓乱杀,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,上上下下,人人自危,夏曦已成为太上皇,除了贺龙有时还敢和他争辩外,连关向应、宋盘铭等人,都已被夏曦凶威震住,这样一来,夏曦一开口,便是圣旨。

夏曦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后,紧接着,就开始了第三次肃反。这次肃反,比起前两次来,更为甚之。那些营、团、区、县以上的干部,只要说过回洪湖的话,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,就作为“改组派”抓起。没几天的工夫,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抓。

这些被抓之人,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。夏曦见这些人不交代,便下令用刑。一时间惨叫之声,令人胆寒。有受刑不过的,便胡乱招供。那些被供出之人,立即又被抓起,再动大刑,折磨的这些人死去活来,又有受刑不过的,胡乱招供,如此恶性循环,不上十数天,便抓了300多人。

夏曦便令将这些人十人为一串,用铁丝穿透肩胛骨,到各乡游街,每到一村寨时,前边的人打一声锣,逼迫这些人喊道:“我是改组派,是反革命,落得今日下场,罪有应得,死有余辜。”时值二月天气,鄂西山区,尚寒气逼人,这些人被游街时,赤着脚,穿着短裤头,一个个几经折磨,都不成人形了,有的在游街途中,便倒下死了。

五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琛,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,便被抓了起来,用“背火背篓”、“铁牛耕地”等酷刑折磨他,到最后,用铁丝穿透他肩胛骨,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。游到邬阳关时,易发琛已奄奄一息,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。

“改组派”抓多了,一时审查不过来,不好看管,夏曦出了个点子:各团都成立“改组派连”,将被抓起的人都集中在这个连里,带着手铐脚镣,吃饭时也不准取下。部队行军时,把枪挂在他们脖子上,稍露反抗,便遭拳打脚踢。走不动的,当场打死。

这时,红三军已经完全抛开了敌军的尾追。夏曦也算松了口气,便给关向应写了个条子,关向应便按照夏曦的指令,亲自带人去抓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,几名战士上去将唐捆住,唐赤英急了,冲关向应喊道:“关向应,你为什么要捆我?”

关向应说:“你问我,我也说不清,这是夏曦的命令。”

唐赤英在院中这么一嚷喊,屋内的人都惊动了。贺龙、段德昌、宋盘铭、王炳南都一起走了出来,贺龙见唐赤英被捆起,忙问关向应说:“向应,这是怎么回事?”关向应拿出夏曦写的条子对贺龙说:“这是夏曦的手令,说他是改组派。”段德昌也怒骂道:“要是改组派,早把他夏曦打死。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,杀人,红军快让他杀垮了!”

面对夏曦疯狂地杀人,贺龙、关向应二人也在一起议论,贺龙说:“向应,你为什么那么听夏曦的话呢?”关向应只是摇头叹息,贺龙又说:“立三路线时,你是犯了错误,可也不能因为那时犯了错误,现在就不分是非了?”关向应痛苦地说:“胡子,不要再说了,我心里乱极,说些别的吧。”

夏曦杀了唐赤英后,又把目标对准段德昌等人。他把有关人员通知来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。在会上说:“今天开会,有两个重要内容,一是告诉大家,段德昌(军长)、王炳南(师长)、陈协平(师政委)这些改组派分子被抓了,他们的罪恶,是分裂红军队伍,攻击中央分局领导。特别是段德昌,打着什么‘山上不能创造苏区’、‘苞谷饭不好吃’、‘山路不好爬’的口号,煽动下级官兵,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,在红军中有意制造分裂。如今抓了改组派在上边的头头儿,下边呢,肯定还有人,但是,这三名改组派都很顽固,连夜突击审讯,只是不招。最后下令用刑,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,段德昌昏过数次,陈协平十指打折,依然不招。鉴于此情,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,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,来判断是否是改组派,凡有嫌疑者,一律抓起,对于顽固不化者,要动大刑。对于改组派,我们决不能手软,他们是白骨精,是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,我们要当孙大圣,切不可做唐僧。现已查明,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;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已和唐赤英;托派首领为刘鸣先和潘家辰;陈独秀派首领为谭蔚文和李剑如;罗章龙派首领为张琨弟和王进之;AB团分子首领为柳直荀。而各又统统都归周逸群的改组派所领导。”

段德昌被砍死。行刑之时,保卫局偏又找了把生锈之刀,英雄死时之痛苦,不可言述。段德昌被砍死之后,第二人便是王炳南,王炳南因腿断不能立,便由两名战士架着。王炳南被处死之后,接着便是陈协平,陈协平时已昏迷不醒,夏曦手下令人用石头将其头颅砸碎。这三位红三军中的优秀指挥员,便这样被杀害了。段德昌牺牲之时,年仅29岁,王炳南也只41岁,陈协平31岁,正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之时,却含冤饮恨于九泉之下。

不识庐山正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中国历史的迷雾,如何穿破?有时站在山外观望,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。今天的讲谈社中国史,趣味与严谨并存,希望它可以打开你的阅读视野,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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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丁家溶会议

1935年1月27日晚上,在大庸县的丁家溶村头的一座老爷庙的大殿,红二、六军团的领导干部,各团营的代表参加批判夏曦的会议。任弼时主持了会议,他说:“同志们,今天我们开会,帮助夏曦。夏曦自任湘鄂西分局书记、红三军政委以来,所犯的错误十分严重,是对红三军指战员和湘鄂西苏区人民犯下了罪的。夏曦在肃反中,搞了扩大化,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同志。又擅自解散了党团组织,政治机关。这些后果,起到了毁灭苏区,毁灭红军,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。”

贺龙接着说:“夏曦,你想一想,湘鄂西中央分局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,是怎样跨下去的?不是敌人搞垮的,是我们自己搞垮的,你夏曦要负责主要责任。你不相信群众,不相信红军的力量,在敌人进攻面前,悲观失望,退却逃跑,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,使红军长期过着游荡的生活。你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点,最后,竟连段德昌、王炳南、宋盘铭、叶光吉,甚至连牺牲的周逸群,你都不相信了,竟说他没死,是改组派的主要头头。可怜他壮志未酬,便告别了人世。”

贺龙的言语,勾起了到会人的无限伤感。特别是红二军团的代表,想到夏曦给革命带来的祸患,气不打一处出,有的人竟愤怒地喊起来:“夏曦必须老老实实的反省检查!”“夏曦是真正改组派的头!”有的战士还拿来了一根大棍子,往地上一扔,接着高声喊道:“打死夏曦!”这时候,夏曦吓得浑身如同筛糠,脸儿一阵白一阵黄,一个劲地说:“我有罪,我该死。”

关向应、肖克、王震等同志都发了言,代表们也都争先恐后发言。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。又有不少人呼喊道:“打死他!打死夏曦!打死这混世魔王!打死这国民党的刽子手!”红二军团的指战员,可真把夏曦恨透了,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。他们对夏曦这些年的一意孤行,大肆屠杀红军指战员,湘鄂西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,敢怒不敢言,甚至是不敢怒不敢言。因为谁要对夏曦稍微不满,夏曦一句话,就可以要命。大家只得把满肚子怒气,压在心底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,盼到了有人撑腰,盼到对夏曦的错误能批评了,大家如何能耐得住心头怒火?会场上,那些二军团的代表也都一齐吼道:“打死夏曦,给同志们报仇!”有的人喊着,把砖头朝夏曦扔去,一块砖头打在了夏曦的脸上,疼得夏曦立时哎哟起来。

贺龙、肖克等人见此情景,急忙用身子将夏曦挡住。任弼时挥手道:“同志们,大家不要激动,夏曦的问题,组织上会正确处理的,我们是红军,不搞以牙还牙的江湖式的报仇。我们要从夏曦的错误中找到教训,继续前进。”丁家溶召开的批判夏曦的会议,集中地清理了夏曦在肃反、建军、建党、丢掉苏区方面的错误,并撤销了他的党内外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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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溺水身亡

1935年2月11日,红二、六军团收到中央来电:夏曦虽有错误,在内部开展批评是应该的,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,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。根据中央指示,任弼时、贺龙、肖克、王震等领导研究后,做出决定,夏曦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。

1936年2月中旬,红六军团攻占了毕节城。在此休整了十来天后,国民党万耀煌、樊蒿甫、郝梦龄、郭汝栋等部共七个师一个旅。气势汹汹地向毕节逼进。由于敌众我寡,军团部决定撤出毕节。

第二天拂晓,部队开始撤离毕节。夏曦来到政治部总务处,对饶兴说:“敌工部李部长还没有回来,我们到前边去等他吧。”他向军团政委王震打了招呼,并嘱咐饶兴带一个警卫连同他一起。向土匪盘踞的野马川、七星关地区进发。

天还没有亮。部队借助星光摸索前进。走了大约十来里路,天已大亮。登上一座山顶,向下俯瞰,只见一条河横在面前。中午时分,夏曦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战士顺着小路下了山徒涉过河。这条河河水很急,大约齐腰深。

他们趟了二十来米,突然对面山坡上出现了两个农民装束的人,向河边走来。警卫员一见,立即高声喝问:“干什么的?站住!”两个人也不答话,仍径直朝前走。一个警卫员拔枪“呼呼”放了两发子弹示警,另一个战士随后同夏曦往回淌。

贵州的三月,阴雨连绵、天气乍暖还寒,夏曦身上还穿着一件皮大衣。连日来由于紧张的工作,使他很少休息,身体疲惫已极,在河里走起来摇摇晃晃。蓦地一股急流冲来,一下把夏曦和警卫员都冲倒了,他们两个都不会游泳,很快被急流卷进了旋涡。

黄昏时,在下游不远处,警卫连的战士找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尸体,他们将警卫员掩埋在河边的坡地上,然后用马将夏曦的遗体驮上,去追赶部队。第二天凌晨,在毕节县七星关杨家湾附近赶上大部队,向军团领导报告了事情经过,然后在老乡家买了一副棺材装殓,由军团长肖克及唐子其主持安葬,据肖克将军1977年回忆:“就葬在七星关那个地方,离赫章不远。”

解放后,毕节地方政府在七星关修建气势恢宏的夏曦纪念碑,在毕节市烈士陵园也修建了夏曦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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